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话语体系

面向中国问题

建构中国话语

作者简介

张艳涛，黑龙江庆安人，2007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能力理论、社会层级结构理论和力量转移理论。兼任中国人学学会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理事，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员。出版学术专著六部，参编著作六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马克思主义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研究成果获第十五届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次，获第十届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次，获第十二届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一次。入选“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2015）、“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影响力提名人物”（2016）、“福建省优秀教师”（2017），福建省省级博士生导师团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立德树人创新团队”负责人（2018），荣获何宜慈讲座教授奖教金（2019）。

内容提要

摘要：当代中国，需要根据中国现实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从未来的视角来研究“中国问题”。如果要续写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篇章，那么无疑就要全面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就是：一方面，要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来探寻“中国问题”的破解之道和“中国崛起”的世界历史意义；另一方面，要通过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来发展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给予“中国表达”，为破解“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中国道路；中国问题；历史唯物主义

经过长期努力，如今中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我们正在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努力接续完成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时代课题。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时代课题，需要借助于理论的力量和思想的力量。如果说理论的力量，来自于对问题的精准把握，那么思想的力量，则来自于对现实的深入思考和精准阐明。行动的自觉，来自于对理论与思想的科学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力不仅应该在理论上表现出来，也应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毕竟，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法与理论，更主要的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当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再度成为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这对于全面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积极意义，也有助于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性质和主题的理解，还有助于深化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和“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认识。其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把问题凝练为思想，而且还要把思想转化为行动。在新时代新起点，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性质和主题的认识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笔者认为，在21世纪中国最有可能在国际理论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也许是面向“中国问题”的“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无疑需要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中保持必要的张力。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建构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作为一种历史观，它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人的主体地位与主体作用，作为一种世界观，它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的人生存与发展的现实生活世界，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及其发展命运，强调自然界的优先性和人与自然的规律、人与社会的规范的辩证统一。在当前，中国社会历史进步的主体作用、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约束条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性条件，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都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重新考量。就此而论，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底色。然而，我们不能仅仅消极地停留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立场之中，而是要积极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实践昭示我们：只有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也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只有立足当代时代新潮流，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充分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才能更好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阐明时代、引领时代，才能全面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从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开阔。

首先，应该看到世界的新变化。如今，人类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随着资本主义机制自身演变的复杂性，随着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新的博弈，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回应当代林林总总的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有必要重新理解和建构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与当代阐释力。而要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与当代阐释力，就需要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如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道路的理论依据之一。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处于一个历史分水岭和世界历史力量转移加速期，一方面我们曾经熟悉的历史坐标和时空观念正逐渐改变，另一方面新的历史趋势和时空观念正在逐渐显现。此时，中国开始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华民族显现出“伟大复兴”的新迹象。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范围、最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其规模与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随着世界历史力量转移，必然出现权力结构以及世界秩序重构的新契机。如今，广大非西方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逐渐撼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逐渐打破20世纪的一元现代性历史格局，多元现代性将成为21世纪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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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应该看到，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都呈现出新特征。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判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科学认识和精准把握这个“新时代”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支撑和思想透视。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维度看，“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由“大国”迈向“强国”成为现实任务；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维度看，“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历史终结论”和“社会主义失败论”不攻自破；从人类文明发展的维度看，“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和“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胜利前进。”

最后，还应该看到，实践的发展倒逼理论的创新。新时代有新特征和新要求，实践发展需要理论支撑和思想指引，我们要做好理论准备和理论储备。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继续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发展需要理论创新，中国道路需要学理支撑。当代中国人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理论准备和理论储备。“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中国人要成为当代思想的同时代人，就必须重视理论建设和思想创造。” 近年来我们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中国实践，这使当今中国获得了强大的理论创造力、思想主动性和民族自信心。如今已经到了质的飞跃的关键期，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临门一脚”时候，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塔西坨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关键是要确立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们要基于“四个伟大”创新实践，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给出新理解，这无疑需要推进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总之，科学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之间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学者的重大课题。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建构面临双重任务：其一是在理论上自觉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进行理论批判，厘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界限，建构“有思想深度的理论”；其二是在实践中对自由、平等、正义、民主、精准扶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作出具有马克思主义原则高度的回应，进行“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历史唯物主义既不是将历史看做是一个自在的生成过程，也不是一个毫无规定性的人的自主性生成，而是两者的‘主客体的辩证法’，这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这提醒我们，要警惕资本逻辑批判暗含的“同一性”与历史唯物主义“非同一性”之间的差异。与资本逻辑试图用“同一性”规制社会历史进程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十分注重对“非同一性”保持开放态度，无论是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仅限于西欧，还是后来对资本主义典型样态英国的剖析，抑或是晚年对“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理论研究，都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尊重历史和文化的差异性，尊重各国根据具体国情选择和坚持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的权利。

二、中国问题与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建构

通常，重大现实问题必然是重大理论问题，而重大理论问题也必然是重大现实问题。当代中国需要的是“切中社会现实”和“中国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具有复杂的张力与互动，它不仅“形塑”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意识”，而且“判定”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还指明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为中国现代性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当代中国道路探索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的解释和解决，需要研究中国问题、提升中国经验、建构中国理论，进而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

从思想史来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解释性的研究，它追求“是什么”，另一类是规范性的研究，它追求“如何成为是”，前者以理论研究为主，后者以现实问题研究为主。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理论研究”是值得倡导的。原因在于，面对时代、实践和现实生活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我们的理论研究整体上相对滞后，“主义”研究有余而“问题”研究不足，“思辨”研究有余而“实证”研究不足，“他者”（西方）研究有余而“自我”（中国）研究不足。这使得我们要么有理讲不出，要么讲了没人听。而要深入理解“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理论高度给予令人信服的哲学阐明，就需要推进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建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如果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坚持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今社会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彻底的揭露，还在于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当今社会同样适用”。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中国现代性与人类新文明形态的开启，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中国问题与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中进行深入研究。在当代，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也就是在思考和破解“世界性难题”。尤其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这一特征更加显著。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在中国由“大国”迈向“强国”途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源，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为中国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标注出历史方位。

中央党校一角

过去近40年，中国把握住了发展机遇，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奠定了中国崛起的物质和观念基础。当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正走在由“大国”迈向“强国”的关键期。此时，中国要采取积极参与的综合战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实际上，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习近平的“奋发有为”既有一个客观的历史的传承，又有主体的判断力与决断力的作用。其实，一个国家的战略机遇期由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共同促成的，战略机遇期要求在客观上要“等待时机”，而主观上则要“争取创造条件”和“有所作为”。21世纪头一、二十年，对中国而言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谓战略机遇期，“即在国内外环境得到正确把握的情况下，能够为一个国家的长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道路，是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伟大创造。中国道路的成功，关键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制度优势。中国的“制度优势”有利于激发发展活力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届接着一届干”，西方两党轮流执政的国家往往是“一届隔着一届干”，甚至是“一届对着一届干”。

资本逻辑批判与当代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具有内在关联。在中国发展的结构性转型升级过程中，资本逻辑与公平正义是必须直面的问题。资本逻辑是指资本自身增值、追求利润最大化、唯利是图和不断扩张的本性。可见，资本逻辑与人的逻辑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资本逻辑批判”与“公平正义维护”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维护和促进公平正义是历史唯物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从理论上说，深入研究资本逻辑批判与当代历史唯物主义建构问题，有助于揭示社会公平正义的“规范性基础”；从实践上讲，深入研究资本逻辑批判与当代历史唯物主义建构问题，有利于用基于公平正义的全面改革凝聚社会共识，进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语境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历史唯心主义（黑格尔的）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的二元历史观框架结构，基本构成了我们研究和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理论背景。顾准先生称本来面目的黑格尔为“唯理主义的唯心主义”，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为 “唯理主义的唯物主义”，并明确指出二者在“唯理主义”上的同构性具有启发性。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既包括对历史过程的本质的认识，即我们通常说的历史本体论问题；也包括我们如何认识历史，即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和历史价值论问题。二者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是统一的，不存在对立的问题” 。因此，深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质，既有助于深化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也有助于破解“中国问题”。

三、中国现代性与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建构

历史唯物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因此，要想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全面理解现代性。现代性是马克思研究的主题之一，“马克思与现代性之间具有互文性。” 马克思对于启蒙方案所产生的19世纪的现代文明有深刻的洞悉。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文明是由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所建构的。

在当代中国，既然现代化和现代性被设定为中国发展目标，那么就要探寻实现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具体路径。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必须正视中国社会现状。从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看，在经过近四十年快速发展后，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下境遇，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和转型升级问题。如今，在整体上解决温饱问题以后，全面建成小康成为新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人民的获得感出现阶段性特征后提出的新目标，也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回归，突出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人本理念与人民立场，彰显了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理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要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题中之义便是始终坚持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分离，即运用资本，但决不允许资本成为整个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导性力量” 。

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质的规定性”——其本质规定和基本特征是主体性、理性和个体自由。虽然现代性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如主体性、理性和个体自由），但现代性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它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敢于“直面事情本身”，说清楚讲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何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怎么结合？劳动与资本关系如何处理？平等与效率关系如何处理？市场经济怎么与中国国有企业相结合？如果在理论上讲不清楚那么在实践中就会出现种种迷失和偏差。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之所以是有问题的不仅在于“强资本弱劳动”的基本格局，而且还在于在那里“资本与劳动是恶性互动的”。如何在21世纪重构一种文明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值得深思！

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一个重要方面是科学揭示“经济的政治性质”和“政治的经济内涵”。至关重要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能否用一种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解释清楚：当代中国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核心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的结合问题）；为什么要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为什么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核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功能定位及其边界划定问题）；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核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和中国现代性建构问题）。同时，当代中国要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由、平等、公正、人权的社会主义品质。具体而言，在人和物的关系中，通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关键；在人和人的关系中，进一步做好体现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进而解决思想分化是关键；在人与自身精神世界的关系中，凝心聚力是关键；在国家、市场、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关系中，通过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而建构现代秩序是关键。

从“资本逻辑”走向“人的逻辑”。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完全同于马克思经典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而具有自身特色。就此而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翻版”，更不是“再版”，而是“新版”。之所以说是新版，就在于中国开辟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主体性”和“首创精神”，引导社会发展从“资本逻辑”走向“人的逻辑”。“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核心是构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现代性’” 。这种新现代性可初步概括为“中国现代性”，它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理论建构”的统一。在中国语境中，历史唯物的基本原则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依然要遵循，但是要有新的表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毕竟在中国经济发展依然在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必须关注世界发展中的经济发展问题。只有如此，历史唯物主义切中当代社会现实的思想魅力才能豁然呈现出来” 。

辩证地看待和对待市场的力量和资本的力量。重构公共性离不开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前者通过市场交换体系滋生出公共性，后者通过公共生活滋养着公共性。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上看，现代西方是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本位”为主导的。不仅如此，当代西方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中国道路”如何走，以修正或超越西方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本位”的理论困境与实践困境就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躲不过、绕不开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强国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建设现代社会和实现人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市场的力量和资本的力量。因此，不能把市场和资本妖魔化。对资本逻辑、市场经济、技术文明的批判性分析与实践驾驭是成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

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则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哲学论证”基础上，而应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这就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路。马克思开辟的政治经济学道路的核心问题是：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的视角，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对经济问题进行哲学分析，从而提出经济问题政治解决的方案。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资本逻辑的秘密和现代性的谜底。资本逻辑所支配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环境悖论”——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污染物外移、“两极悖论”——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主奴悖论”——一些人成为财富和权力的主人，一些人沦为财富和权力的奴隶、“存在悖论”——一些人身与心的分离，一些人灵与肉相分离，这“四大悖论”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完全克服和解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以国家政权支配资本逻辑,通过行政权力和国有资本去调控和引导资本” ,才能最终避免上述悖论。笔者认为，当前应从“新型文明开启”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现代性与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建构问题。社会主义要创造一种“高于”和“优于”资本主义文明新的文明形态，就必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全面超越“环境悖论”、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全面超越“两极悖论”、在人与他人的主体间关系上全面超越“主奴悖论”、在人与自我意识关系上全面超越“存在悖论”。只有在上述四个方面进行全面的革命性变革，才可能开启一种新文明形态。中国学者要有理有据地论证“中国现代性”的内在机制。正如一些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在论证中国“新文明类型”的过程中要实质性地突破域外所谓“例外主义”的质疑，此种例外主义常常表现为“中国特色”。当代中国学者要恰如其分地阐明“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实际上，“中国道路”所蕴涵的中国现代性固然有其一定的普适性和世界性，但如果过分地放大了这种普适性和世界性，即使以“和平主义”和“文明崛起”为标识或核心，仍可能引起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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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代中国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话语体系，离不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入解剖和解析，如果我们的学者依然囿于学院和书斋，不深入到中国广大农村和工厂，不深入接触中国广大的农民、农民工、工人和市民，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问题”，也就不可能“切中中国社会现实”，更不可能真正建构起面向“中国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定时期内的“人的逻辑”缺失，一个重要原因是偏离马克思开辟的道路，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和市民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关注和研究得不够，这也是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毕竟，“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中国崛起，绝不仅仅是国力的强盛和民族的复兴，最根本的乃是人民的福祉，即13多亿中国人的尊严、权利、福利、利益和能力能够得到更大的增进和维护，在国内建立起令人羡慕的和谐的国民关系，国外成为令人尊敬的现代文明国家。一句话，中国不仅要成为“强国”和“富国”，更要成为“令人尊敬”和“令人向往”的国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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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郗戈：《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江海学刊》2012年第1期。

13 陈立新：《面向当代中国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1日。

14 王庆丰：《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文章 /《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图文 / 思想先声编辑部